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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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摘要

简介 编辑本段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1933年—1945年）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中正身旁的最重要的幕僚组织，其地位甚可与清代之军机处相比。

　　侍从室早在1933年，蒋中正驻节南昌，指挥江西剿共时就已成立，本只是一批随蒋奔走的参谋、秘书与译电人员，以处理各类函件公文为其任务。但后随着蒋权力日增，该室人事与组织亦日渐扩大。至1940年代侍从室已扩编为三个处与侍卫长室、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侍二处则处理党务、政治业务为主；侍三处则是人事调查、考核业务；侍卫长室即蒋中正之警卫单位；参事室乃研究专门性内政外交问题，以供蒋参考，颇类智囊团之组织。

　　侍一处主任先后为钱大钧、林蔚、贺耀组、张治中、周至柔。 侍二处主任为陈布雷，周佛海、张道藩、陈方先后任副主任。 侍三处主任为陈果夫，罗良鉴、刘咏尧、萧赞育先后任副主任。 侍卫长则由俞济时专任，副侍卫长冯圣法、警卫团团长石祖德、特务团团长柳元麟。 参事室主任先后为朱家骅、王世杰，至周鲠生、陶希圣、陈豹隐、王征、张忠绂、郭斌佳、甘介侯等任参事。

　　随着蒋中正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三个职务，兼任党政军三系统之主官，蒋身边最为亲近的侍从室对于战时中国军事、政治、外交、党务、人事等事项的审定与意见，素为蒋所重视，甚至可决定何种情报上呈给蒋，以及左右蒋对人事的陟升罢黜，其影响性冠绝一时。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委员长侍从室的出现，多被视为蒋中正权力具体化的表征，亦是中国政治军事化的结果。

　　抗战结束后，军事委员会撤销，成立国防部，侍从室亦分别被并入国民政府。侍一处改组为参军处警卫室，侍二处、侍三处则并入国民政府文官处；侍卫力量亦改编为国民政府警卫总队，统归军务局长俞济时指挥管制，继续遂行侍卫及警卫任务。

　　侍从室则于1945年10月1日正式结束，并为1949年8月1日成立之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之前身。

侍从室第一处 编辑本段

　　侍从室于1936 年1 月改组，蒋介石任命钱大钧做首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从当时算起，到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0 年间，待从室第一处主任一共经厉了7 任。他们按照先后顺序排列是：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组、林蔚、钱大钧、商震。他们每一任的任期有长有短，一般在一年左右到两年以上或几个月不等。商震是最后一任，他的任期最短，只有3 个月。侍从室撤销后，他就改任“国民政府参军长”了。钱大钧和林蔚都先后做过两任，他们每一个人的任期累计都在3 年左右，林蔚比钱大钧的任期略长一些。

　　关于历任待从室第一处主任的简．竿情况，据著者回忆，大致如下：

 

　　1．钱大钧（1 936 年1月一1938 年3 月）从1936 年里月侍从室在南京改组就任时起，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曾随蒋介石指挥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并随蒋介石到西安，在西安事变时被击伤，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武汉，于1938 年3 月间 ，调航空委员会主任时离职。

 

　　2 ．林蔚（1938 年．4 月一1939 年3 月）从1938 年3 、4 月间在武汉接替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这时，待一处又增设了一个副主任，由侍从室第二组组长．邹竞（字效公．保定军校毕业）升任。

 

　　林蔚接任不久，日寇继续西进，展开了武汉大会战、不久他随蒋介石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在重庆市中四路曾家岩附近的德安里，选定了川军将领许绍宗的住宅---- ‘尧庐” ，作为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二两处各组办公的地址。抗战期间至：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以前，这两处办公的地址始终没有变动过。

 

　　1938 年11 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率省府人员从长沙撤退，到重庆见蒋。蒋介石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于1938 年4 月初派张治中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调任桂林行营参谋长（白崇禧任主任）。

 

　　3 ．张治中（1939 年4 月一1940 年4 月）从1939 年4 月初接任起，大约在1940 年的夏初，国民党军委会的政治部长陈诚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湖北恩施指挥，蒋介石派张治中接任政治部部长、张就是在此时离开侍从室的。

 

　　4．贺耀组（1940 年4月一1942 年9 月）原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1940 年夏初接替张治中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到任不久，笔者从陆军大学毕业，仍派回待从室第二组工作，同贺在日常工作上接触的机会比较多，知道贺耀组对符是很恭顺的，蒋对他也比较客气。他对西南交通和经济方面极感兴趣。1 942 年秋，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走私，管制物资经济，成立了‘国家紧急动员会议”，调贺耀组担任这个机构的秘书长，负责主持。贺耀组在1942 年9月间离职。

 

　　5 ．林蔚（1942 年9 月一1944 年11 月）林蔚曾调任桂林“行营”参谋长，1940 年桂林“行营”撤销，成立蒋介石的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林蔚调为副主任。贺耀组离职后，蒋调林蔚第二次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仍兼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副主任职。在林蔚担任侍一处主任的两年多的期间，正是蒋介石极力拉拢美国，希图取得“援助’的时候。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日趋腐朽。特别是粮食、兵役机构以及金融物资等部门贪污舞弊、买卖壮丁和盗窃走私，层出不穷，已达到惊人地步。而且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利，矛盾重重，突出地表现在陈诚同何应钦两派之间的斗争，陈诚终于取代了何应钦，傲了军政部长。于1944 年冬发表林蔚为军政部政务次长和钱大钧（钱当时是何应钦任内的政务次长）对调了职务。

 

　　6 ．钱大钧（1944 年12 月一1945 年8 月）1944 年11 月底钱大钧第二次调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一直到1945 年8 月扰日战争结束，蒋介石派钱大钧任上海市长为止。大约在同年8 月底他离职赴沪。

 

　　7 ．商震（1945 年9 月一1945 年11 月）1945 年9 月初接替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商震曾学过英语，他能同外国人直接用英语作一般交际性的谈话。在美、蒋互相勾结时，蒋介石就看中了他。先是在主941 年l 月间，蒋介石为了联络英国，保证西南国际交通线的安全和准备协同英、缅方面的军队对南进日军作战的目的，曾组织了“滇缅参谋考察团”。蒋介石派商震为“考察团’主任，林蔚为副主任，团员有孙立人等。这就为后来商震代表蒋介石政府出任驻美国军事代表团长，预先作了准备。商震到职不久，侍从室就酝酿改变组织系统，于1945 年11 月底侍从室的名义撤销了。以原侍一处的第二组和侍二处的第四组为基础，分别编并到国民政府参军、文官两处之内，成立了军务、政务两个局。商震在结束了侍从室第一处最后一任的职务以后，便改任国民政府的参军长了。

 

　　从上面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人选看来，完全根据蒋介石自己当时的需要和对重要人事上的安排而决定的。在这一厉史时期中，钱大钧和林蔚都是以高级军事幕僚长的身份，两度随侍蒋介石的左右，为蒋所信任的。他们两个人具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活动，各有千秋。他们都是同蒋介石的侍从室有关系的重要人物。同时，他们又都是在当时蒋集团内部派系斗争中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爰就笔者所知，分别概述如下．

 

　　钱大钧字慕尹，江苏吴县人。他早年在保定军校六期和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二期炮科毕业，曾在保定军校八期与何柱国等同任过区队长。后到粤军第一师邓铿部任参谋。以后厉任黄埔军校第一、二期教官和校部参谋长。国民革命军北伐任第三团团长。以后历任师长、军长、“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八期二总队教育长、保定行营主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和武昌行营参谋长等职。钱大钧属蒋的嫡系，同蒋介石和黄埔学生之间的关系很深。他同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朱绍良等比较接近，同桂系的关系也不即不离。陈诚同钱大钧虽有“师生’的关系0 ，但由于陈（诚）、何（应钦）之间的利害矛盾很深，因而陈对钱大钧虽然表面尊敬，却暗中排挤他。一可是当陈诚还没有完全取得蒋介石的宠信以前，陈还是利用钱大钧的关系祷自己向蒋说好话的。又钱大钧在武汉任张学良的参谋长的时候，同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其他“杂牌”部队的关系搞得还不错，一般高级将领对他都有好感。

 

　　① 陈诚系保定军校八期炮科毕业。陈在校学习时，钱大钧曾任炮兵队区队长，所以同陈诚有师生的关系。　

 

　　钱大钧在北伐时，率部出战辄失利，训练军队也非所长。由于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俯首听命，所以蒋很喜欢用他。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在蒋身边处理文书，安排蒋的生活行动，精细敏捷，颇称蒋意。19 36 年西南两广事变，钱大钧曾衔蒋命，密赴大庚活动粤军将领余汉谋（保定军校六期，和钱是同学）叛变陈济棠，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为蒋所信任。又兼任蒋的侍卫长，以蒋的近侍人员的身份，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之间，在当时显得颇为得意。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痛定思痛，大笃曾扩情“无耻！”、晏道刚“无能！ ”。而且颇怀疑钱大钧是否受了张学良的暗示，把停放在临演车站，备蒋行动专用的一列法国造游览客车〔 简称蓝钢皮）调开，曾经向钱严词洁问。但此事早已经钱大钧向蒋请示过得到批准以后才调开的。钱提出了蒋的批示，加以申辩，蒋自无话可说。念及钱大钧在临潼华清池也被弹射伤，蒋对他依然恢复了信任。

 

　　① 曾扩情：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西北“剿总”的改训处长。晏道献任西北“剿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后，到南京请见蒋介石。当时蒋的余恨未消，在“请见单”上亲批：“曾扩情无耻！晏道刚无用！”， 并把两人在南京软架了一个时期，以后不再重用他们了。

 

　　钱大钧为人圆滑，胸无城府，性情偏激。他对上级恭顺，然在同寅之间，却易发生姐龋。有时，他对某些黄埔学生，也不假以辞色。因此，在统治集团中嫉恨他的人渐多，在蒋介石面前，他的政治地位也就不那么稳固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了武汉，军委会改组。钱大钧得到宋美龄的支持，于l938 年3 月间，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就任还不到一年，大约在1939 年初，偶因一笔特别费已经宋美龄批准分配，但在处理时，钱只分配了少数儿个高级人员。有人把这件事向蒋告密，蒋下令将钱大钧撤职查办。钱大钧在成都落拓了两年多。于1941年7月间，经何应钦向蒋签准，才安排他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参某长。后钱在何应钦的支持下，接替曹浩森（曹调席）任军政部政务次长，仍兼运输统制局参谋长。钱和当时军政部的常务次长张定潘（字伯璇，江西人，桂系）相处甚好，成为何应钦的左右手。

 

　　①运榆统制局是抗战中期 蒋介石在重庆为了控制西南国际交通运愉的重要机构，隶属区民党政府军委会。派蒋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主任，交通部长张嘉傲兼副主任．俞飞鹏为参谋长。抗战后期，张(嘉傲)、俞(飞鹏)展开了私人权利的斗争．结果，张被俞挤走了，俞飞鹏作了该局的副主任。腾出了参谋长一缺，由钱大钓补充。

 

　　军政部组织庞大，人事腐败，营私舞弊，在抗战后期已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蒋介石受国内、外（主要是美国）舆论的责难，于1944 年11 月底，下令军政部大换班，赶走了何应钦，陈诚上了台。钱大钧同林蔚对调职务。

 

　　林蔚字蔚文，浙江黄岩人，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是蒋介石左右的幕僚“专家”。他原任军委会性叙厅长，掌握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人事管理业务多年，而且每遇调动职务，他的原职位从来是不更动的。林蔚为蒋介石服务，谨惧稳重，长于谋划，为蒋所信任。林到侍从室工作，正当日寇继续入侵，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之际。他偏重于对战区的作战规划，关于文书和一般参谋业务的处理，由他的助手于达（待三组组长）负责。在外表上看来，他不像钱大钧那样活跃。随蒋到各地活动时，也不像钱大钧那样，专在蒋的生活安排上，处处殷勤，讲求纤巧。但是，林却工于心计，对蒋的用人和重要意图常能预为窥测，所以遇机一撮即合，成为蒋介石的左右手。

 

　　林蔚为人深沉平易，态度温和，喜怒不形于色。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桂林“行营”参谋长、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副主任和军令部次长，他同蒋帮各方面的关系搞得都很好。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还极力交结国民党浙籍将领胡宗南、汤恩伯等以为“外援”。并靠近陈诚，为陈侦伺内情，图谋策划，从而得到陈诚的信赖和支持。由于林始终没有离开过军委会的系统，而且又主持锉叙厅的业务多年，他对蒋政府的一切规章制度和人事关系非常熟悉，所以陈诚挤走了何应钦取得了军政部长的地位以后，首先调林蔚任政务次长。从此林就成为陈诚的得力助手。并在以后按照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意旨，改组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成立“国防部”新机构，为陈诚卖了很大气力。

 

　　①1940 年蒋介石澈销其挂林行营，成立军委会桂林办公斤．以李济深为主任。蒋介石对李是不放心的，就派林蔚为副主任。1943年‘挂林办公厅’撤销，李济深凋军委会军丰参议院院长，并未就职。林蔚调“军令部’次长。

 

　　林蔚在蒋介石的属下虽然比不上那些显赫一时的人物，但凭他多年“幕僚”的一套丰富经验，不仅工于谋人，而且善于谋己，所以他懂得见风使舵，顶留地步，常能因缘时会，水到渠成。可称是蒋介石反动集团中“幕僚”人物的典型。

 

　　下面将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处各组的情况分述如下：

 

　　第一组〔 简称侍一组）主管经理、会计出纳、医疗卫生、生活福利（包括对蒋介石个人和蒋住宅的生活安排）和交际、接待来宾等项业务。

 

　　编制人员有：组长、侍从副官、侍从医官、副官、料员、缮写人员（司书）以及在蒋住宅的看护、厨师、工役等。

 

　　第一组虽属特一处的建制，但它却担负着侍一、侍二两处全部机关事务管理的责任，同时还要兼顾蒋介石在驻留和外出活动的一切生活上的供应和安排。所需经费是从蒋介石个人名义的一笔特别费项下开支，并向蒋直接负责。1936 年1 月侍从室改组后，莫我若（湖南人，黄埔军校一期生）任第一组组长。1938 年，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到了武汉，同年3 月间，蒋派前汉口公安局长陈希曾为第一组组长。陈希曾系浙江人，是陈英士之侄，与陈果夫、陈立夫是兄弟行。早年同陈果夫在上海做过交易所的生意，和蒋介石早就熟识的，曾入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为蒋介石个人忠实眼务。他同蒋的关系密切，是蒋介石左右的一个亲信人物。

 

　　陈希曾从1038 年3 月起到1945 年11 月底止，任侍一组组长到最后。侍从室名义上撤销以后，在另成军务、政务两局的同时，仍以原来侍一组为基础改组为总务局，隶属国民政府参军处，陈希曾改任总务局局长。陈生活阔绰，喜欢铺张，在蒋介石的侍从室中，对他众以“大少爷”目之。

 

　　“侍从副官”是在蒋介石左右担任接待宾客，执行“承启”任务的副官。蒋到各地，他们也跟随一起行动；蒋驻留时，他们就在蒋的“官邸”轮流值班，听候传唤。一向担任这项职务的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蒋国涛、项传远两人。蒋国涛，浙江奉化人，是蒋介石的族侄辈。项传远，山东人，曾在钱大钧部下任过团长。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学生，对蒋的生活习惯异常熟悉，而且懂得蒋对待各方面人士的关系和态度，因而接待来宾颇能掌握分寸。他们在蒋介石的跟前小心翼翼，十分忠顺，再很喜欢他们。另有黄埔军校学生周天健，一也做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但任职不久，就调出去了。在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并效法美国的制度，取消了侍从副宫的名义，改为侍从武官，并挑选军校出身留美毕业的青年军官代替诗从副官的职务。蒋国涛和项传远两人也先后离开了蒋的“内廷’户，被派到国民党军部队里工作去了。

 

　　另外，还有一名待从副官叫蒋孝镇（蒋介石的族孙），他是日常伺候蒋介石生活起居的。西安事变时，他随蒋从华清池住室越墙逃匿后山的洞穴中，寸步不离孙是蒋介石最亲近的一个侍者。

 

　　侍从室还附设了一个医务室，也列在侍一组的编制之内，有大夫和看护约共3 、4 人，原由侍从医官陈方之负责主持。陈方之是浙江宁波人，早年留学日本帝大医科，在东京同蒋介石棍得很熟。本来这个医务室是备随蒋出发各地行动；之播的，也担任侍从室各处员工卫生防护和诊疗的工作。陈为人不加枪点，讲话随便乡时常夸耀他同蒋的私人友谊，也不免向外泄漏过去在日本时关于蒋介石私生活的一些秘密。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以后，，陈方之调为参议闲职，后来任兵工署重庆大渡抽钢铁厂的医务顾间，另由曾在德国留过学的一个姓吴的（忘其名）大夫，继任蒋介石的侍从医官，负责医务室的工作。

 

　　蒋“官邸”是指蒋介石长时期驻留的住宅而言，不惹人注意的住宅。他在南京住过中山陵园附近和城内香林寺（即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校园，在重庆住过曾家岩德安里张群的住宅和黄山附近蒋的别墅。听说蒋同宋美龄的生活很难搞到一起，有时共食，一般是分别进餐，各不相扰。在蒋“官邸”的侍从工作人员同侍从室各处其他工作人员，一律都由公家供给伙食。

 

　　侍从室官兵供给待遇，由侍一组按照原来的成规统一办理，是很特殊化的。因为侍从室属于国民党军委会的组织系统，所以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论文职、军职，所有官兵基本上都是比照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陆军宫佐和士兵工资待遇标准发给。除按照军衔级别发给工资外，还另加发本人工资的2 / 3 ，作为津贴，并且宫兵一律由公家供给伙食，按照不同的伙食标准，分别就餐。待二、侍四两组的工作人员（参谋、秘书、文书人员等）因为要经常在夜间办公，还为他们准备了夜点。侍从室的工作人员（无论文职、军职）平时一律著便服（中山装），大约每隔两年左右还发给每人呢料和哔叽料的中山装各一套，以便在集会或随蒋出发各地时著用。一切生活待遇比起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机关都是特别优厚的。

 

　　第二组（简称侍二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它和侍二处的第四组承蒋介右的旨意，综给军政机要，同属侍从室组织的核心。蒋对它的工作是十分注意的。侍二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租其他行政部门。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一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等，无所不包。凡是蒋的参谋总长所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经过侍二组，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请示报告的文电，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人事和经理的文件，由于蒋介石的权力最集中，所以必须亲自处理。此外，蒋介石自己发布的手令一天比一天加多，往往干涉到主管机关单位的职权，还要他们“限期具报”。因而公文泛滥，工作效率低落，因循敷衍，相率成风，给蒋自己造成了严重的灾准，于是他大发脾气了。蒋在抗日战争中期，大约在1940 年底或1941 年初，曾想出了一套所谓“行政三联制”，提出了所谓计划、执行、考核的一套“理论”和办法，企图挽救他自己招来的”灾难”。并且在他自己的中央训练团的历次集会上大肆宣传他的“行政三联制”，并指着他的文、武官吏们厉声说：“你们不要当‘委员长’是一个字纸篓，什么事都拿给我看，你们一点责任都不肯负担，那不是对侍长官及对待自己的办法，有失政府设官分职的本意l ”蒋对他部下的这一番教训，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正因为他一个人搞法西斯独裁统治，相信的是特务们的密报和他自己对下级的‘察察为明一。他的下级懂得规律，硬着头皮顶住，等待蒋的脾气发完了，还是按照老办法办事，早把蒋的所谓“行政三联制’丢到垃圾堆里去了。

 

　　侍二组除了处理蒋介石裁决的有关统治的方针政策，以及上述须蒋亲自核定的文件以外，还要审阅一些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和处理事务性的工作，如代体通知召见外地各文、武官吏，向战区高级指挥官电话传达蒋的重要手令（译成密电码传达）等工作。因此，侍二组的参谋业务是非常紧重的，而且参谋人员是日以继夜地为蒋服务的。

 

　　侍二组的业务，既为蒋介石所重视，关于组长和参谋人选，都是经过蒋亲自批准而后任用，也是按照蒋自已规定的标准办法处理的。它的特点就是：官阶不宜过高，年龄不宜太大，以便于指挥调遣，由于待从室官兵的待遇标准提高．已经比外面优厚了，所以宫阶也必须降低。因此参、秘等人员的军衔，一般要比外面降低一级乃至两级任用。比如在外．面原来任上校或中校级的，到侍从室工作，就按中校或少校级任用。这样，一方面表明待从参谋人员的官阶不大，不致引起外人的注意，另一方面参谋人员外调，离开侍从室的时候，凭蒋的一句话，就可以提升一两级任用，所谓“不次之升’，表示蒋对其部下的“恩宠”，使他们对蒋感恩图报，永远做他的忠实奴仆。

 

　　蒋介石对侍从参谋人员的任用，首先考虑的是，此人是否为黄埔军校出身，或者是否在统治集团中服务的年限较久，更重要的是，还要看是什么人的保荐。这一切都是先决条件。然后，还要凭他自己的经验，召见来人，亲自观察，对黄埔军校各期毕业学生也不例外。蒋特别注意来人的仪表精神，他认为满意，才做最后的决定。用蒋自己的话说：“确信万无一失者方可任用 ”。由此可见，蒋对其侍从工作人员的任用是多么注意和重视！ 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蒋为了对外装璜门面，标榜参谋人员的质量，逐渐挑选从陆军大学各期毕业和曾留学英、美的陆海空军人员，充任他的侍从参谋的工作，并把侍从室原来少数参谋人员，先后送入陆大深造。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侍从室第二组的参谋人员，几乎都是“清一色‘出身于陆军大学的了。只配备有少数一两个英、美留学生，担任外事、翻译或转派侍从武官等项工作。尽管如此，蒋选用他的侍从参谋工作人员的前提、标准和任用程序，从来没有改变过。

 

　　1936 年1月侍从室改组，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他向蒋推荐武昌行营参谋处副处长刘祖舜（浙江黄岩人，陆大特一期毕业）任侍二组组长。刘就任不久，即转任军分校主任而离职，由钱大钧自己兼任侍二组组长。当时，侍二组只有从军委会办公厅调来的校级参谋秋宗鼎、罗兆宗二人，连同原来的尉级参谋卢集贤等共3 人。以后陆续从陆军大学各期毕业生中选调部存诚、李矗岗、丁炎等，人员逐渐增多。并以参谋邵存诚代理侍二组组长。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回到南京。他命侍从参谋人员协同军委会主管部门开始研究对日作战的计划和国防工事配备。由于蒋介石对日作战举棋不定，方针不明，一切规划无非纸上空谈，并没有认真地作好准备。“七，七”卢沟桥炮声一响，蒋介石政府陷于手忙脚乱，这是理所当然的。

 

　　抗战开始后，黄埔军校一期生酆梯、刘进先后到侍从室，派在侍二组工作。不久邵存诚调三战区，蒋派娜梯任侍，二组组长。酆梯目空一切，盛气凌人，颐指气使，同钱大钧以及侍从参谋人员的关系都搞得很坏。上海战役之后，蒋派他到湖南，旋任长沙警备司令。1938 年11 月间长沙大火。蒋命钱大钧驰赴长沙处理善后，并将酆梯判以死刑，在长沙处决。酆梯离开侍从室以后，蒋派他的侍从参谋刘进接任侍二组组长。大约在1937 年12 月初南京岌岌可危之际，蒋外调刘进到河南．任戴民权师的副师长，以后接替戴任师长。刘走后，由参谋李亮岗代理侍二组组长。1938 年3 月，钱大钧调肮空委员．会主任，林蔚接任侍一处主任后，由邹竞任第二组组长。不久邹调升侍一处副主任。林蔚推荐他的亲信于达任侍二组组长。于达从1937 年了、8 月间，在汉口就职后，一直到1944 年秋，连续在侍从室工作了6 年之久，他成为历任侍一处主任的得力助手。

 

　　于达字凭远，浙江黄岩人，保定军校三期和陆军大学九期毕业。他曾在国民党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任参谋长很久，同林蔚的私人关系极深。他调到侍从室工作，对于文书处理，颇为林蔚所信赖。于达在国民党军部队中担任参谋长的工作时间较长，熟悉参谋业务，对蒋极为忠实。在于达任职期间待二组同侍二处．的第四组在业务上的联系和配合是比较密切的。通过两处文书处理，接触蒋的“批示”，比较全面地理解蒋的意图和他处理各种事务的规律。从而为蒋的侍从参谋人员提供了研究和揣摩的线索，在处理所谓一机要”文件的审核签拟上，更忠顺地为蒋介石的统治服务。

 

　　1 944 年秋，于达外调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以后转任胡宗南属下的集团军副总司令和一战区副长官，由聂松溪（山东人，黄埔军校二期、陆大九期毕业）继任侍二组组长。1945 年2 月间，聂松溪调任第五十七军军长，由军政部交轴司司长赵桂森接替侍二组组长，一直到1945 年冬蒋介石的待从室撤销时为止。

 

　　从上述情况看来，1036 年至1945 年，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组长职务，更易了好儿个人，按照他们任职先后的顺序排列，计有：刘祖舜、钱大钧（兼）、邵存诚、娜佛、刘进、李矗岗（代）、邹竞、于达、聂松溪、赵桂森等10 人。至于在这10 年之间，侍从参谋人员的出入变动更大，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

 

　　第三组（简称侍三组）主管的任务是保卫蒋的安全。包括计划、指挥和具体行动布置等业务。它在编制上，虽属侍一处的建制，但是受侍卫长的直接领导和指挥。关于该组的具体情况和内容，将在“侍卫长”一节中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