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所到之处多立石刻碑，以宣扬他的统一业绩。李斯为之书《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和《峄山刻石》。刻石为标准体，孙过庭《书谱》说“篆尚婉而通”。李斯被人们视为“小篆极则”。王澍评其书法“笔法敦古，于简易中正有浑朴之气，不许人以轻心掉之。”清杨守敬跋《琅琊台刻石》说：“嬴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故颇为世重。
　　琅琊台刻石是最可信的秦代传世石刻之一。琅琊台刻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记述秦始皇“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与“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的殊功。二世元年，秦二世东行郡县，于始皇所立石旁刻大臣从者姓名，以彰始皇成功盛德，复刻诏书于其旁。至宋代苏轼为高密太守时，始皇刻石已泯灭不存，仅存秦二世元年所加刻辞，世称二世诏文，也就是现在保存下来的琅琊台刻石。刻石高129厘米，宽76.5厘米，厚37厘米。今存原石本13行，计86字，笔画接近石鼓文，用笔即雄浑又秀丽，结体的圆转部分比泰山刻石更圆活，确为杰出的小篆代表作。残石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